청대학술개론 2

청대학술개론 2
 

 

     
  五

  汪中尝拟为《国朝六儒颂》,其人则昆山顾炎武、德清胡渭、宣城梅文鼎、太原阎若璩、元和惠栋、休宁戴震也。其言曰:“古学之兴也,顾氏始开其端。河洛矫诬,至胡氏而绌。中西推步,至梅氏而精。为攻古文者,阎氏也。专言汉儒《易》者,惠氏也。凡此皆千余年不传之绝学,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。”(凌廷堪《校礼堂集》“汪容甫墓志铭”)其所推挹盖甚当,六君者洵清儒之魁也。然语于思想界影响之巨,则吾于顾、戴之外,独推阎、胡。

  阎若璩之所以伟大,在其《尚书古文疏证》也。胡渭之所以伟大,在其《易图明辨》也。汪中则既言之矣。夫此两书所研究者,皆不过局部问题,曷为能影响于思想界之全部?且其中又不免漏略芜杂,为后人所纠者不少。

  ——阮元辑《学海堂经解》,两书皆摈不录。——曷为推尊之如是其至?吾固有说。

  《尚书古文疏证》,专辨东晋晚出之《古文尚书》十六篇及同时出现之孔安国《尚书传》皆为伪书也。此书之伪,自宋朱熹、元吴澄以来,既有疑之者。顾虽积疑,然有所惮而莫敢断。自若璩此书出而谳乃定。夫辨十数篇之伪书,则何关轻重?殊不知此伪书者,千余年来。举国学子人人习之,七八岁便都上口,心目中恒视为神圣不可侵犯;历代帝王,经筵日讲,临轩发策,咸所依据尊尚。毅然悍然辞而辟之,非天下之大勇,固不能矣。自汉武帝表章六艺、罢黜百家以来,国人之对于六经,只许征引,只许解释,不许批评研究。韩愈所谓“曾经圣人手,议论安敢到?”若对于经文之一字一句稍涉疑议,便自觉陷于“非圣无法”,蹙然不自安于其良心,非特畏法网、惮清议而已。凡事物之含有宗教性者,例不许作为学问上研究之问题。一作为问题,其神圣之地位固已摇动矣!今不唯成为问题而已,而研究之结果,乃知畴昔所共奉为神圣者,其中一部分实粪土也,则人心之受刺激起惊愕而生变化,宜何如者?盖自兹以往,而一切经文,皆可以成为研究之问题矣。

  再进一步,而一切经义,皆可以为研究之问题矣。以旧学家眼光观之,直可指为人心世道之忧。——当时毛奇龄著《古文尚书冤词》以难阎,自比于抑洪水驱猛兽。光绪间有洪良品者,犹著书数十万言,欲翻阎案,意亦同此。

  ——以吾侪今日之眼光观之,则诚思想界之一大解放。后此今古文经对待研究,成为问题;六经诸子对待研究,成为问题;中国经典与外国宗教哲学诸书对待研究,成为问题;其最初之动机,实发于此。

  胡渭之《易图明辨》,大旨辨宋以来所谓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者,传自邵雍。雍受诸李之才,之才受诸道士陈抟,非羲、文、周、孔所有,与《易》义无关。此似更属一局部之小问题,吾辈何故认为与阎书有同等之价值耶?

  须知所谓“无极”、“太极”,所谓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,实组织“宋学”

  之主要根核。宋儒言理,言气,言数,言命,言心,言性,无不从此衍出。

  周敦颐自谓“得不传之学于遗经”,程朱辈祖述之,谓为道统所攸寄,于是占领思想界五六百年,其权威几与经典相埒。渭之此书,以《易》还诸羲、文、周、孔,以《图》还诸陈、邵,并不为过情之抨击,而宋学已受“致命伤”。自此,学者乃知宋学自宋学,孔学自孔学,离之双美,合之两伤。(此胡氏自序中语)自此,学者乃知欲求孔子所谓真理,舍宋人所用方法外,尚别有其途。不宁唯是,我国人好以“阴阳五行”说经说理,不自宋始,盖汉以来已然。一切惑世诬民汨灵窒智之邪说邪术,皆缘附而起。胡氏此书,乃将此等异说之来历,和盘托出,使其不复能依附经训以自重,此实思想之一大革命也。

  欧洲19 世纪中叶,英人达尔文之《种源论》,法人雷能之《耶稣基督传》,先后两年出版,而全欧思想界为之大摇,基督教所受影响尤剧。夫达尔文自发表其生物学上之见解,于教宗何与,然而被其影响者,教义之立脚点破也。

  雷能之传,极推挹基督,然反损其信仰者,基督从来不成为学问上之问题,自此遂成为问题也。明乎此间消息,则阎、胡两君之书,在中国学术史上之价值,可以推见矣。

  若论清学界最初之革命者,尚有毛奇龄其人,其所著《河图原舛篇》、《太极图说遗议》等,皆在胡渭前,后此清儒所治诸学,彼亦多引其绪。但其言古音则诋顾炎武,言《尚书》则诋阎若璩,故汉学家祧之不宗焉。全祖望为《毛西河别传》,谓“其所著书,有造为典故以欺人者,有造为师承以示人有本者,有前人之误已经辨正、尚袭其误而不知者,有信口臆说者,有不考古而妄言者,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,有改古书以就己者”。

  祖望于此诸项,每项举一条为例,更著有《萧山毛氏纠缪》十卷。平心论之,毛氏在启蒙期,不失为一冲锋陷阵之猛将,但于“学者的道德”缺焉,后儒不宗之宜耳。

  同时有姚际恒者,其怀疑精神极炽烈,疑《古文尚书》,疑《周礼》,疑《诗序》,乃至疑《孝经》,疑《易传》十翼。其所著“诸经通论”未之见,但其《古今伪书考》,列举经史子部疑伪之书共数十种,中固多精凿之论也。

  六

  吾于清初大师,最尊顾、黄、王、颜,皆明学反动所产也。顾为正统派所自出,前既论列,今当继述三子者。

  余姚黄宗羲,少受学于刘宗周,纯然明学也。中年以后,方向一变,其言曰:“明人讲学,袭语录糟粕,不以六经为根柢,束书而从事于游谈,更滋流弊,故学者必先穷经。然拘执经术,不适于用,欲免迂儒,必兼读史。”

  (《清史•黄宗羲传》)又曰:“读书不多,无以证理之变化。多而不求于心,则为俗学。”(全祖望•《鲒亭集•黄梨洲先生神道碑》)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炎武,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。所著《明儒学案》,中国之有“学术史”自此始也。又好治天算,著书八种,全祖望谓“梅文鼎本《周髀》言天文,世惊为不传之秘,而不知宗羲实开之”。其《律吕新义》,开乐律研究之绪。其《易学象数论》,与胡渭《易图明辨》互相发明。其《授书随笔》,则答阎若璩问也。故阎、胡之学,皆受宗羲影响。其他学亦称是。

  清初之儒,皆讲“致用”,所谓“经世之务”是也。宗羲以史学为根柢,故言之尤辩。其最有影响于近代思想者,则《明夷待访录》也,其言曰:“后之为君者,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,天下之害尽归于人。……使天下之人,不敢自私,不敢自利,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。……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,……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,为有君也。……天下之人,怨恶其君,视之为寇雠,名之为独夫,固其所也。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,至桀纣之暴犹谓不当诛。……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,禁人窥伺。”(《原君》)

  又曰:

  “后之人主,既得天下,唯恐其子孙之不能保有也,思患于未然而为之法。然则其所谓法者,一家之法,而非天下之法也。……夫非法之法,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,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,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,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也。……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,吾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。”(《原法》)

  此等论调,由今日观之,固甚普通甚肤浅,然在二百六七十年前,则真极大胆之创论也。故顾炎武见之而叹,谓“三代之治可复”。而后此梁启超、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,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,秘密散布,于晚清思想之骤变,极有力焉。

  清代史学极盛于浙,鄞县万斯同最称首出。斯同则宗羲弟子也。唐以后之史,皆官家设局分修,斯同最非之,谓:“官修之史,仓猝成于众人,犹招市人与谋室中之事。”(钱大昕《潜研堂集•万季野先生传》)以独力成《明史稿》,论者谓迁、固以后一人而已。其后斯同同县有全祖望,亦私淑宗羲,言“文献学”者宗焉。会稽有章学诚,著《文史通义》,学识在刘知几、郑樵上。

  衡阳王夫之,生于南荒,学无所师承,且国变后遁迹深山,与一时士夫不相接,故当时无称之者。然亦因是戛戛独有所造,其攻王学甚力,尝曰:“‘侮圣人之言’,小人之大恶也。……姚江之学,横拈圣言之近似者,摘一句一字以为要妙,窜入其禅宗,尤为无忌惮之至。”(《俟解》)又曰:“数传之后,愈徇迹而忘其真,或以钩考文句,分支配拟为穷经之能,仅资场屋射覆之用,其偏者以臆测度,趋入荒杳。”(《中庸补传衍》)遗书中此类之论甚多,皆感于明学之极敝而生反动,欲挽明以返诸宋,而于张载之《正蒙》,特推尚焉。其治学方法,已渐开科学研究的精神,尝曰:天下之物理无穷,已精而又有其精者,随时以变,而皆不失于正。但信诸已而即执之,去何得当?况其所为信诸己者,又或因习气,或守一先生之言,而渐渍以为己心乎!”(《俟解》)

  夫之著书极多,同治间金陵刻本二百八十八卷,犹未逮其半。皆不落“习气”,不“守一先生之言”。其《读通鉴论》、《宋论》,往往有新解,为近代学子所喜诵习。尤能为深沉之思以绎名理,其《张子正蒙注》、《老子衍》、《庄子解》,皆覃精之作,盖欲自创一派哲学而未成也。其言“天理即在人欲之中,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”(《正蒙注》),可谓发宋元以来所未发。后此戴震学说,实由兹衍出。故刘献廷极推服之,谓:“天地元气,圣贤学脉,仅此一线。”(《广阳杂记》二)其乡后学谭嗣同之思想,受其影响最多,尝曰:“五百年来学者,真通天人之故者,船山一人而已。”

  (《仁学》卷上)尤可注意者,《遗书》目录中,有《相宗络索》及《三藏法师八识规矩论赞》二书(未刻)。在彼时以儒者而知治“唯识宗”,可不谓豪杰之士耶?

  七

  顾、黄、王、颜,同一“王学”之反动也,而其反动所趋之方向各不同。

  黄氏始终不非王学,但是正其末流之空疏而已。顾、王两氏黜明存宋,而顾尊考证,王好名理。若颜氏者,则明目张胆以排程、朱、陆、王,而亦菲薄传注考证之学,故所谓“宋学”、“汉学”者,两皆吐弃,在诸儒中尤为挺拔,而其学卒不显于清世。

  博野颜元,生于穷乡,育于异姓,饱更忧患,坚苦卓绝。其学有类罗马之“斯多噶派”。其对于旧思想之解放,最为彻底,尝曰:“立言但论是非,不论异同。是,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;非,则虽千万人所同,不随声也。

  岂惟千万人,虽百千年同迷之局,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,竟不必附和雷同也。”(钟錂著《颜习斋

  言行录•学问篇》)

  其尊重自己良心,确乎不可拔也如此。其对于宋学,为绝无闪缩之正面攻击,其言曰:“予昔尚有将就程朱、附之圣门支派之意。自一南游,见人人禅子,家家虚文,直与孔门对敌,必破一分程朱,始入一分孔孟,乃定以为孔孟与程朱判然两途,不愿作道统中乡愿矣。”《李塨著《颜

  习斋先生年谱》卷下)

  然则元之学之所以异于宋儒者何在耶?其最要之旨曰:“习行于身者多,劳枯于心者少。”(《年谱》卷下)彼引申其义曰:“人之岁月精神有限,诵说中度一日,便习行中错一日,纸墨上多一分,便身世上少一分。”(《存学编》论讲学)又曰:“宋儒如得一路程本,观一处又观一处,自喜为通天下路程,人亦以晓路称之,其实一步未行,一处未到。”(《年谱》卷下)

  又曰:“诸儒之论,在身乎?在世乎?徒纸笔耳。则言之悖于孔孟者坠也,言之不悖于孔孟者亦坠也。”(《习斋记余•未坠集序》)又曰:“譬之于医,有妄人者,止务览医书千万卷,熟读详说,以为予国手矣,视诊脉制药针灸为粗不足学。书日博,识日精,一人倡之,举世效之,岐、黄盈天下,而天下之人病相枕、死相接也。”(《存学编•学辩一》)又曰:“为爱静空谈之学久,必至厌事。厌事必至废事,遇事即茫然,故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学也。”(《年谱》卷下)又曰:“书本上见,心头上思,可无所不及,而最易自欺欺世。不特无能,其实一无知也。”(《言行录》卷下)其论学宗旨大率类此。

  由此观之,元不独不认宋学为学,并不认汉学为学,明矣。元之意,盖谓学问绝不能向书本上或讲堂上求之,惟当于社会日常行事中求之。故其言曰:“人之认读者为学者,固非孔子之学;以读书之学解书,并非孔子之书。”

  (《言行录》卷下)又曰:“后儒将博学改为博读博著。”(《年谱》卷下)

  其所揭橥以为学者,曰《周礼》大司徒之“乡三物”。——一,六德,知、仁、圣、义、忠、和;二,六行,孝、友、睦、姻、任、恤;三,六艺,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;而其所实行者尤在六艺。故躬耕、习医、学技击、学兵法、习礼、习乐,其教门人必使之各执一艺。“劳作神圣”之义,元之所最信仰也。其言曰:“养身莫善于习动,夙兴夜寐,振起精神,寻事去做。”

  (《言行录》卷上)曰:“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。”(《年谱》卷下)

  质而言之,为做事故求学问,做事即是学问,舍做事外别无学问,此元之根本主义也。以实学代虚学,以动学代静学,以活学代死学,与最近教育新思潮最相合。但其所谓实、所谓动、所谓活者,究竟能免于虚静与死否耶?此则时代为之,未可以今日社会情状绳古人矣。

  元弟子最著者,曰李塨,曰王源,皆能实践其教。然元道太刻苦,类墨氏,传者卒稀,非久遂中绝。

  八

  我国科学最昌明者,惟天文算法,至清而尤盛。凡治经学者多兼通之。

  其开山之祖,则宣城梅文鼎也。杭世骏谓:“自明万历中利玛窦入中国,制器作图颇精密,……学者张皇过甚,无暇深考中算源流,辄以世传浅术,谓古《九章》尽此,于是薄古法为不足观;而或者株守旧闻,遽斥西人为异学。

  两家遂成隔阂。鼎集其书而为之说,稍变从我法,若三角比例等,原非中法可该,特为表出;古法方程,亦非西法所有,则专著论以明古人精意。”(杭世骏《道古堂集•梅定九征君传》)文鼎著书八十余种,其精神大率类是,知学问无国界,故无主奴之见。其所创获甚多,自言:“吾为此学,皆历最艰苦之后而后得简易。……惟求此理大显,绝学不致无传,则死且不憾。”

  (同上)盖粹然学者态度也。

  清代地理学亦极盛。然乾嘉以后,率偏于考古,且其发明多属于局部的。

  以云体大思精,至今盖尚无出无锡顾祖禹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上者。魏禧评之曰:“《职方》、《广舆》诸书,袭讹踵谬,名实乖错,悉据正史考订折衷之。此数千百年所绝无仅有之书也。……贯穿诸史,出以己所独见,其深思远识,在语言文字之外。”(魏禧《叔子集•读史方舆纪要叙》)祖禹为此书,年二十九始属稿,五十乃成,无一日中辍,自言:“舟车所经,必览城郭,按山川,稽里道,问关津;以及商旅之子,征戍之夫,或与从容谈论,考核异同。”

  (《读史方舆纪要》自叙)盖纯然现代科学精神也。

  清初有一大学者而其学无传于后者,曰大兴刘献廷。王源表其墓曰:“脱身遍历九州,览其山川形势,访遗佚,交其豪杰,观其土俗,博采轶事,以益广其闻见,而质证其所学。……讨论天地阴阳之变、霸王大略、兵法、文章、典制、方域要害,……于礼乐、象纬、医药、书数、法律、农桑、火攻器制,旁通博考,浩浩无涯矣。”(王源《居业堂集•刘处士墓表》)而全祖望述其遗著有《新韵谱》者,最为精奇。全氏曰:继庄(献廷字)“自谓于声音之道,别有所窥,足穷造化之奥,百世而不惑。尝作《新韵谱》,其悟自华严字母入,而参以天竺陀罗尼、泰西腊顶话、小西天梵书,暨天方、蒙古、女真等音,又证之以辽人林益长之说,而益自信。同时吴修龄自谓苍颉以后第一人。继庄则曰,是其于天竺以下书皆未得通,而但略见华严之旨者也。继庄之法,先立鼻音二,以为韵本,有开有合,各转阴阳上去入之五音,——阴阳即上下二平,——共十声,而不历喉腭舌齿唇之七位,故有横转无直送,则等韵重叠之失去矣。次定喉音四,为诸韵之宗,而后知泰西腊顶话,女真国书,梵音,尚有未精者;以四者为正喉音,而从此得半音、转音、伏音、送音、变喉音。又以二鼻音分配之,一为东北韵宗,一为西南韵宗。八韵立而四海之音可齐。于是以喉音互相合,凡得音十七;喉音与鼻音互相合,凡得音十;又以有余不尽者三合之,凡得音五;共计三十音为韵父。而韵历二十二位为韵母,横转各有五子,而万有不齐之声摄于此矣。”“又欲谱四方土音,以穷宇宙元音之变,乃取《新韵谱》为主,而以四方土音填之,逢人便可印正。”(全祖望《鲒亭集•刘继庄传》)

  盖自唐释守温始谋为中国创立新字母,直至民国7 年教育部颁行注音字母,垂阅千年,而斯业乃成。而中间最能覃思而具其条理者,则献廷也。使其书而传于后,则此问题或早已解决,而近三十年来学者,或可省许多研究之精力。然犹幸而有全氏传其厓略,以资近代学者之取材,今注音字母,采其成法不少,则固受赐多矣。全氏又述献廷关于地理、关于史学、关于宗法之意见,而总论之曰:“凡继庄所撰著,其运量皆非一人一时所能成,故虽言之甚殷,而难于毕业。”斯实然也。然学问之道,固未有成之于一人一时者,在后人能否善袭遗产以光大之而已。彼献廷之《新韵谱》,岂非阅三百年而竟成也哉?献廷尝言曰:“人苟不能斡旋气运,利济天下,徒以其知能为一身家之谋,则不能谓之人。”(王源《墓表》引)其学问大本可概见,惜乎当时莫能传其绪也。

  献廷书今存者惟一《广阳杂记》,实涉笔漫录之作,殆不足以见献廷。

  同时有太原傅山者,以任侠闻于鼎革之交,国变后冯铨、魏象枢尝强荐之,几以身殉,遂易服为道士。有问学者,则告之曰:“老夫学庄、列者也,于此间诸仁义事,实羞道之。”(全祖望《鲒亭集•傅青主事略》)然史家谓“其学大河以北莫能及者”。(吴翔凤《人史》)

  九

  综上所述,可知启蒙期之思想界,极复杂而极绚烂。其所以致此之原因

  有四:

  第一,承明学极空疏之后,人心厌倦,相率返于沈实。

  第二,经大乱后,社会比较的安宁,故人得有余裕以自厉于学。

  第三,异族人主中夏,有志节者耻立乎其朝,故刊落声华,专集精力以治朴学。

  第四,旧学派权威既坠,新学派系统未成,无“定于一尊”之弊,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。

  其研究精神,因环境之冲动,所趋之方向亦有四:第一,因矫晚明不学之弊,乃读古书,愈读而愈觉求真解之不易,则先求诸训诂名物典章制度等等,于是考证一派出。

  第二,当时诸大师,皆遗老也。其于宗社之变,类含隐痛,志图匡复,故好研究古今史迹成败,地理厄塞,以及其他经世之务。

  第三,自明之末叶,利玛窦等输入当时所谓西学者于中国,而学问研究方法上,生一种外来的变化。其初惟治天算者宗之,后则渐应用于他学。

  第四,学风既由空返实,于是有从书上求实者,有从事上求实者。南人明敏多条理,故向著作方面发展。北人朴悫坚卓,故向力行方面发展。

  此启蒙期思想发展途径之大概也。

  然则第二期之全盛时代,独所谓正统派者(考证学)充量发达,余派则不盛,或全然中绝。其故何耶?以吾所思,原因亦有四:一、颜、李之力行派,陈义甚高,然未免如庄子评墨子所云:“其道大觳”,恐“天下不堪”。(《天下篇》)此等苦行,惟有宗教的信仰者能践之,然已不能责望之于人。颜元之教,既绝无“来生的”、“他界的”观念,在此现实界而惟恃极单纯极严冷的道德义务观念,教人牺牲一切享乐,本不能成为天下之达道。元之学所以一时尚能光大者,因其弟子直接受彼之人格的感化。一再转后,感化力递减,其渐归衰灭,乃自然之理。况其所谓实用之“艺”,因社会变迁,非皆能周于用,而彼所最重者在“礼”。所谓“礼”

  者,二千年前一种形式,万非今日所能一一实践。既不能,则实者乃反为虚矣。此与当时求实之思潮,亦不相吻合,其不能成为风气也固宜。

  二、吾尝言当时“经世学派”之昌,由于诸大师之志存匡复。诸大师始终不为清廷所用,固已大受猜忌。其后文字狱频兴,学者渐惴惴不自保,凡学术之触时讳者,不敢相讲习。然英拔之士,其聪明才力,终不能无所用也。

  诠释故训,究索名物,真所谓“于世无患、与人无争”,学者可以自藏焉。

  又所谓经世之务者,固当与时消息,过时焉则不适。且治此学者既未能立见推行,则藏诸名山,终不免成为一种空论。等是空论,则浮薄之士,何尝不可剿说以自附?附者众则乱真而见厌矣。故乾嘉以降,此派衰熄,即治史学地理学者,亦全趋于考证方面,无复以议论行之矣。

  三、凡欲一种学术之发达,其第一要件,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。清代考证学,顾、阎、胡、惠、戴诸师,实辟出一新途径,俾人人共循。贤者识大,不贤识小,皆可勉焉。中国积数千年文明,其古籍实有研究之大价值,如金之蕴于矿者至丰也。而又非研究之后,加以整理,则不能享其用,如在矿之金,非开采磨治焉不得也。故研究法一开,学者既感其有味,又感其必要,遂靡然向风焉。愈析而愈密,愈浚而愈深。盖此学派在当时饶有开拓之余地,凡加入派中者,苟能忠实从事,不拘大小,而总可以有所成,所以能拔异于诸派而独光大也。

  四、清学之研究法,既近于“科学的”,则其趋向似宜向科学方面发展。

  今专用之于考古,除算学天文外,一切自然科学皆不发达,何也?凡一学术之兴,一面须有相当之历史,一面又乘特殊之机运。我国数千年学术,皆集中社会方面,于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,此无庸为讳也。而当时又无特别动机,使学者精力转一方向。且当考证新学派初兴,可开拓之殖民地太多,才智之士正趋焉,自不能分力于他途。天算者,经史中所固有也,故能以附庸之资格连带发达,而他无闻焉。其实欧洲之科学,亦直至近代而始昌明,在彼之“文艺复兴”时,其学风亦偏于考古。盖学术进化必经之级,应如是矣。

  右述启蒙期竟,次及全盛期。

  十

  启蒙期之考证学,不过居一部分势力。全盛期则占领全学界。故治全盛期学史者,考证学以外,殆不必置论。启蒙期之考证学,不过粗引端绪,其研究之漏略者,不一而足。——例如阎匿璩之《尚书古文疏证》中多阑入日记信札之类,体例极芜杂。胡渭之《禹贡锥指》,多经济谈,且汉宋杂糅,家法不严。——苟无全盛期诸贤,则考证学能否成一宗派,盖未可知。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,故言清学必以此时期为中坚。

  在此期中,此学派已成为“群众化”,派中有力人物甚多,皆互相师友。

  其学业亦极“单调的”,无甚派别之可特纪。故吾欲专叙一二人,以代表其余。当时巨子,共推惠栋、戴震,而戴学之精深,实过于惠。今略述二人之著述言论及其传授之绪,资比较焉。

  元和惠栋,世传经学。祖父周惕,父士奇,咸有著述,称儒宗焉。栋受家学,益弘其业。所著有《九经古义》、《易汉学》、《周易述》、《明堂大道录》、《古文尚书考》、《后汉书补注》诸书。其弟子则沈彤、江声、余萧客最著。萧客弟子江藩著《汉学师承记》,推栋为斯学正统。实则栋未能完全代表一代之学术,不过门户壁垒,由彼而立耳。惠氏之学,以博闻强记为入门,以尊古守家法为究竟。士奇于九经、四史、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、楚辞之文,皆能暗诵,尝对座客诵《史记•封禅书》终篇,不失一字。(钱大昕《潜研堂集•惠天牧先生传》)栋受其教,记诵益赅洽。士奇之言曰:“康成三《礼》,何休《公羊》,多引汉法,以其去古未远。……贾公彦于郑注……之类皆不能疏。……夫汉远于周,而唐又远于汉,宜其说之不能尽通也,况宋以后乎!(《礼说》)

  此可见惠氏家学,专以古今为是非之标准。栋之学,其根本精神即在是。

  其言曰:

  “汉人通经有家法,故有五经师。训诂之学,皆师所口授,其后乃著竹帛。所以汉经师之说,立于学官,与经并行。……古字古言,非经师不能辨。……是故古训不可改也,经师不可废也。……

  余家四世传经,咸通古义。……因述家学作《九经古义》一书。……”(《九经古义•首述》)

  惠派治学方法,吾得以八字蔽之,曰:“凡古必真,凡汉皆好。”其言“汉经师说与经并行”,意盖欲尊之使侪于经矣。王引之尝曰:“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,而识不高,心不细,见异于今者则从之,大都不论是非。”(《焦氏丛书》卷首王伯申手札)可谓知言。栋以善《易》名,其治《易》也,于郑玄之所谓“爻辰”,虞翻之所谓“纳甲”,荀谞之所谓“升降”,京房之所谓“世应”、“飞伏”,与夫“六日七分”、“世轨”诸说,一一为之疏通证明。汪中所谓“千余年不传之绝学”者也。以吾观之,此其矫诬,与陈抟之“河图洛书”有何差别?然彼则因其宋人所诵习也而排之,此则因其为汉人所倡道也而信之,可谓大惑不解。然而当时之人蔽焉,辄以此相尚。江藩者,惠派嫡传之法嗣也,其所著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,未附有《国朝经师经义目录》一篇,其言曰:“黄宗羲之《易学象数论》,虽辟陈抟、康节之学,而以纳甲动爻为伪象,又称王辅嗣注简当无浮义。黄宗炎之《图书辨惑》,力辟宋人,然不专宗汉学,非笃信之士。……胡胐明(渭)《洪范正论》,虽力攻图书之谬,而辟汉学五行灾异之说,是不知夏侯始昌之《洪范五行传》亦出伏生也。

  是以黜之。”

  此种论调,最足以代表惠派宗旨。盖谓凡学说出于汉儒者,皆当遵守,其有敢指斥者,则目为信道不笃也。其后阮元辑《学海堂经解》,即以此为标准,故顾、黄、阎、胡诸名著,多见摈焉,谓其不醇也。平心论之,此派在清代学术界,功罪参半。笃守家法,令所谓“汉学”者壁垒森固,旗帜鲜明,此其功也;胶固、盲从、褊狭、好排斥异己,以致启蒙时代之怀疑的精神批评的态度,几夭阏焉,此其罪也。清代学术,论者多称为“汉学”。其实前此顾、黄、王、颜诸家所治,并非“汉学”;后此戴、段、二王诸家所治,亦并非“汉学”。其“纯粹的汉学”,则惠氏一派,洵足当之矣。夫不问“真不真”,惟问“汉不汉”,以此治学,安能通方?况汉儒经说,派别正繁,其两说绝对不相容者甚多,欲盲从其一,则不得不驳斥其他。栋固以尊汉为标帜者也。其释“箕子明夷”之义,因欲扬孟喜说而抑施雠、梁丘贺说,乃云“谬种流传,肇于西汉”。(《周易述》卷五)致方东树摭之以反唇相稽。(《汉学商兑》卷下)然则所谓“凡汉皆好”之旗帜,亦终见其不贯彻而已。故苟无戴震,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,盖未可知也。

  十一

  休宁戴震受学江永,其与惠栋亦在师友之间。震十岁就傅,受《大学章句》,至“右经一章”以下,问其塾师曰:“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?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?”师应之曰:“此先儒朱子所注云尔。”

  又问:“朱子何时人?”曰:“南宋。”又问:“孔子、曾子何时人?”曰:“东周。”又问:“周去宋几何时?”曰:“几二千年。”又问:“然则朱子何以知其然?”师无以应。(据王昶《述庵文钞•戴东原墓志铭》)此一段故事,非惟可以说明戴氏学术之出发点,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。盖无论何人之言,决不肯漫然置信,必求其所以然之故;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,既得间,则层层逼拶,直到尽头处;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,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。此种研究精神,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。而震忍年具此本能,其能为一代学派完成建设之业固宜。

  震之言曰:

  “学者当不以人蔽己,不以己自蔽。不为一时之名,亦不期后世之名。有名之见,其蔽二:非掊击前人以自表暴,即依傍昔贤以附骥尾。……私智穿凿者,或非尽掊击以自表暴,积非成是而无从知,先入为主而惑以终身;或非尽依傍以附骥尾,无鄙陋之心,而失与之等。……”(《东原文集》

  答郑用牧书)

  “不以人蔽己,不以己自蔽”二语,实震一生最得力处。盖学问之难也,粗涉其途,未有不为人蔽者;及其稍深入,力求自脱于人蔽,而己旋自蔽矣。

  非廓然卓然,鉴空衡平,不失于彼,必失于此。震之破“人蔽”也,曰:“志存闻道,必空所依傍。汉儒训诂,有师承,有时亦傅会。晋人傅会凿空益多。宋人则恃胸臆以为断,故其袭取者多谬,而不谬者反在其所弃。……宋以来儒者,以己之见硬坐为古圣贤立言之意,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。其于天下之事也,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,而事情源委隐曲实未能得,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。……自以为于心无愧,而天下受其咎,其谁之咎?不知者且以实践躬行之儒归焉。”

  (《东原集》与某书)。

  其破“己蔽”也,曰:“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,惧圣人之绪言暗汶于后世也。然寻求而有获十分之见者,有未至十分之见者。所谓十分之见,必征诸古而靡不条贯,合诸道而不留余议,巨细毕究,本末兼察。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,择于众说以裁其优,出于空言以定其论,据以孤证以信其通,虽溯流可以知源,不目睹渊泉所导,循根可以达杪,不手披枝肄所歧,皆未至十分之见也。以此治经,失‘不知为不知’之意,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辨之也。……既深思自得而近之矣,然后知孰为十分之见,孰为未至十分之见。如绳绳木,昔以为直者,其曲于是可见也;如水准地,昔以为平者,其坳于是可见也。夫然后传其信、不传其疑,疑则阙,庶几治经不害。”(《东原集》与姚姬传书)

  读第一段,则知目震所治者为“汉学”,实未当也。震之所期,在“空诸依傍”。晋宋学风,固在所诋斥矣,即汉人亦仅称其有家法,而未尝教人以盲从。钱大昕谓其“实事求是,不主一家”。(《潜研堂集》戴震传)余廷灿谓其“有一字不准六书,一字解不通贯群经,即无稽者不信,不信必反复参证而后即安。以故胸中所得,皆破出传注重围。”(余氏撰《戴东原先生事略》。见《国朝耆献类征》百三十一)此最能传写其思想解放之精神。

  读第二段,其所谓十分之见与未至十分之见者,即科学家定理与假说之分也。

  科学之目的,在求定理,然定理必经过假设之阶级而后成。初得一义,未敢信为真也,其真之程度,或仅一二分而已。然姑假定以为近真焉,而凭藉之以为研究之点,几经试验之结果,浸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,七八分,卒达于十分,于是认为定理而主张之。其不能至十分者,或仍存为假说以俟后人,或遂自废弃之也。凡科学家之态度,固当如是也。震之此论,实从甘苦阅历得来。所谓“昔以为直而今见其曲,昔以为平而今见其坳”,实科学研究法一定之历程,而其毅然割舍,“传信不传疑”,又学者社会最主要之道德矣。震又言曰:“学有三难:淹博难,识断难,精审难。三者仆诚不足以与于其间,其私自持及为书之大概,端在乎是。前人之博闻强识,如郑渔仲、杨用修诸君子,著书满家,淹博有之,精审未也。……”

  戴学所以异于惠学者,惠仅淹博,而戴则识断且精审也。章炳麟曰:“戴学分析条理, 密严瑮,上溯古义,而断以己之律令。”(《检论•清儒篇》)

  可谓知言。

  凌廷堪为震作事略状,而系以论曰:“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。夫实事在前,吾所谓是者,人不能强辞而非之也;吾所谓非,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;如六书、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。虚理在前,吾所谓是者,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;吾所谓非者,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;如义理之学是也。”(《校礼堂集》)此其言绝似实证哲学派之口吻,而戴震之精神见焉,清学派之精神见焉。惜乎此精神仅应用于考古,而未能应用于自然学界,则时代为之也。

  震常言:“知十而皆非真,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。”(段玉裁《经韵楼集•娱亲雅言序》引)故其学虽淹博而不泛滥。其最专精者,曰小学,曰历算,曰水地。小学之书,有《声韵考》四卷,《声类表》十卷,《方言疏证》十三卷,《尔雅文字考》十卷。历算之书,有《原象》一卷,《历问》二卷,《古历考》二卷,《句股割圆记》三卷,《续天文略》三卷,《策算》一卷。

  水地之书,有《水地记》一卷,《校水经注》四十卷,《直隶河渠书》六十四卷,其他著述不备举。《四库全书》天算类提要全出其手,他部亦多参与焉,而其晚年最得意之作,曰《孟子字义疏证》。

  《孟子字义疏证》,盖轶出考证学范围以外,欲建设一“戴氏哲学”矣。

  震尝言曰:

  “圣人之道,使天下无不达之情,求遂其欲,而天下治。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,而其所谓理者,同于酷吏所谓法。酷吏以法杀人,后儒以理杀人。骎骎乎舍法而论理,死矣,更无可救矣!”(《东原文集》卷八与某书)又曰:程朱以‘理’为‘如有物焉,得于天而具于心’,启天下后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见面执之曰‘理’,以祸斯民。更淆以‘无欲’之说,于得理益远,于执其意见益坚,而祸斯民益烈。岂理祸斯民哉?不自知为意见也。”(《戴氏遗书》九附录答彭进士书)<!–"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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